陈蒙志
为什么取名上海书局？
一个人们经常提起的问题是“上海书局”是不是最初在上海创办的？若不是，那它创立在新加坡，为什么取名为“上海书局”？这也曾经是我觉得好奇的问题，也曾就此问过父亲。他并没有给我一个非常完整的答案，只是约略笼统地把创立的经过说了一些，以下就是他所说的。
先父陈岳书年轻的时侯，是上海“三友实业社”的职员。这是一家由三位爱国人士，抱着以‘提倡中国货，对抗洋货和日货，通过办实业救国’为宗旨的营业机构。“三友实业社”不但自身办厂生产制造中国货，也积极推销他人生产的中国货。为扩大中国货销售的范围，先父便受命带着中国货的样品，南下到暹罗（现今的泰国）、经马来半岛、新加坡，最后到印度尼西亚的棉兰等地，接收订单，推销介绍中国货。
当年每次出差是由上海先乘船到暹罗，然后经陆路南下新、马各地，才由梹城渡过马六甲海峡到棉兰，再由原路回上海（听老一辈说，这条路线叫作下荷兰，因为当年印尼是荷兰的殖民地，另外有一条到菲律宾推销的路线则称为下呂宋）。每趟来回总得花上三几个月。当年海外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只卖本版图书，不卖外版书籍，其他南洋一带的华文书店，不仅很少，规模也很小，而且贩卖的书籍也以文言文的线装书为主。为解除旅途中的寂寞，先父就隨身带许多上海出版的，如‘新青年’、张恨水的新派白话体的小说等新文化书籍和杂志，沿途阅读。这些以白话文书写新颖的书籍、杂志，很受南洋一带华人的欢迎，也有很多人委托他代为在上海购买。1924年“三友实业社”在新加坡设立“中华商店”，我父亲被委任为经理，往来新、马各埠时，很多朋友都提到想购阅新文化杂志和书籍的困难问题。我的舅舅王叔暘是一位读书人，也在三友实业社工作，见到托购的数量愈来愈多，认为在新加坡办一间贩卖新文化和杂志等读物的华文书店，应该是很有意义也有市场的。因此先父和舅舅就在1925年12月1日，在新加坡水仙门中华商店的楼上，创办了“上海书局”。取名“上海书局”，不但因为书籍的主要来源是上海，而且，上海是当年海内外知名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对读者有很大的号召力。因此，这间创立在新加坡的华文书店，不以星洲或其他地方为名，却取名上海书局。
印象中上海也有一间地道的‘上海书店’，不知创办于那一年，据说历史较我局短，也不知如今是否还存在。另外，不久前台北成立了一间专卖大陆图书的书店，也取名‘上海书店’，看来也是因为上海的号召力更大吧！这些我所知道以“上海”作为店名的书店，论资排辈都只能算是新加坡上海书局的小弟弟了！
胡愈之、南侨日报和书局的出版业务
早期的上海书局，只是由中国和香港，办购图书与杂志到新、马贩卖，涉足出版业务是受到胡愈之先生的影响。胡愈之和王纪元二位先生，应《南洋商报》之聘，出任编辑主任及编辑，于1940年11月抵达新加坡。上海书局和胡老们的接触和交往，相信就始于那个年代。从姐夫温平的回忆中， 早在1941年他就在胡老的安排下，代表上海书局用书局汇去的一万港元，和香港的‘华商报’合办了华商报出版部，出版了邹韬奋的《抗战以来》，可惜不久日军侵华，占领了香港，这个出版部不得不停止运作，剩下的资金全数移作疏散香港进步文化人的逃难费用。
1942年日军占领了新加坡，胡愈之先生和夫人沈兹九女士，也连同一班文化人逃到印尼苏门答腊的‘石叻班让’避难。经过三年八个月的潜伏，直到1945年10月日军投降后，才从苏门答腊返回新加坡。从胡愈之先生所著《我的回忆》中的披露，当他从印尼回到新加坡时，就暂时住在上海书局附设的“生活印务馆”楼上，吃住都由书局承担。胡愈之返新后不久，就组织力量搞出版，因为战争刚刚结束，一切都在百废待兴的状态，所以当时要筹集经费是非常困难的问题。上海书局除了以陈岳书和王叔旸个人的名义出钱资助之外，又利用书店的便利和印刷设备，协助创办了“新南洋出版社”，（可惜我查不到当年出资的金额）。该社出版了综合性的时事周刊《风下》和《新妇女》月刊，为节省费用，初期编辑部只有五人，除胡老夫妇之外，还有张企程、陈仲达、和李今玉三位，另由温平任经理，蔡慧管任会计。在胡老的主持下，这两本杂志都办得非常丰富生动、敏锐泼辣，具有鲜明的特色，发行没多久，就成为当地杂志发行量之冠。由于这两本杂志都办得非常成功，也由于中国内战形势发展的需要，隔年就由陈嘉庚先生出面筹组《南侨日报》。报社的董事长由陈嘉庚担任，胡愈之任社长、张楚琨任总経理、李铁民任督印、温平任经理。据说南侨日报的创办，当年新加坡的许多华商都有资助，不过为了避免出面，也有人选择用他人的名字参股，就各种有关的资料显示，陈嘉庚先生出资约新币十万元。上海书局确实出资的金额已无法查证，手头上仅存有陈岳书和温平两人名下的报社股票四张，共计新币二万七千元(见股票)。这金额以当时加东一带，每栋五/六千呎的独立式洋房，也只卖三千至五千元左右而已，可说是很可观的了。
胡愈之夫妇在办《风下》和《新妇女》杂志及《南侨日报》的期间，因为报社财务收支经常不能平衡，就长期不领或只领取少许生活费，他们两人工作十分繁重，长期居住在印务馆楼上也不是办法。当年我母亲因为哮喘病严重，而当时也没有特效药，医生就指定要住在郊区，空气清新的地点，因此就向卲氏兄弟公司租下马林百列路邻海的一间老式浮脚洋房。当年东海岸倘未填海，这院子前方有条宽不足四米的泥沙小径（填海后扩建成今天的马林百列大道），小径过去不满百歩，就是海滩。这洋房的院子，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可说是大得难以相信（目前这洋房连同院子，己改建为三栋品字型的四层楼公寓，每栋有16个住宅单位，并附有停车场，可见其院子之大）。在院子右前方靠近海滩处，有一栋木建的浮脚楼，父亲就安排胡愈之夫妇，免费住在这栋木建的浮脚楼里。这栋楼分前后两个单位，前方是客厛、厨房和洗手间等，后方则是卧室。前后单位相隔约十米，两单位之间建有离地约一米高的木桥相联。不知是什么缘故，这连结卧室的木桥，顶上是没有遮盖的，遇到下雨，还得打傘才能来去。屋子虽然简陋，却很舒适，尤其是面邻大海，离海滩不到百米，海风不断，潮声不绝。屋子的周围长着杂乱的椰树，香蕉，芭蕉、木瓜和各种花木等，可说是享尽椰雨蕉风。每到夜晚，潮声、鸟啼、虫鸣和树叶的沙沙声响，编织着动听的自然交响乐，十分有风味。平日他们夫妇两约到中午时分才起床，吃过中饭就去报社，一直到深夜才回来。当年我还唸小学，最感兴趣的就是遇到胡老休假在家，又没有来宾，他就会给我讲故事。他擅长把各种知识编织到故事里。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光年”不是时间，而是距离这个知识，就是胡老在讲故事里告诉我的。胡愈之夫妇一直在那里住到离开新加坡返回中国为止。
胡愈之先生回到中国后，就一直身负重职，历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国家出版总署署长、文化部副部长、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要职。1980年胡老因年老多病赋闲在家，我到北京，在姐夫温平的安排下，还特别抽空去他居住的四合院拜见他和沈兹九，当时他的人虽然削瘦，但精神不错，记忆也很清楚。见到我不但叫得出我的小名，也记得当年住在加东海边的木屋。沈老说我去得巧，胡老刚刚从医院疗养回家，早几天医生还不准他见客呢。听到这种情况，我也不敢久留，稍坐一会聊了一点家常就走。1986年初胡老逝世，终年90岁。
出版事业的起步—现代版华校小学教科书
战前上海书局的业务，仅限于进口和贩卖华文图书、杂志和教科书，虽说也前曾出资支助或参与一些中国和香港的出版事业，如在上海创办的《新生画报》，以及在香港和华商报合作出版邹韬奋的《抗战以来》等等，但是以本书局的名字，正式涉足出版业务，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一直延续到战后1947年，在新、马、婆一带华校里销售的华文课本，最主要的是大陆商务印书馆或中华书局战前出版的课本。在日军侵华抗日战争的期间，中国许多著名的教育家和文人，纷纷逃亡到香港及南洋一带避难。就在这段时期，这些文人对海外华人的生活环境，有较全面的接触和深入的认识。他们感觉到以往那些，以战前中国大陆为背景而编写的中华、商务版的教科书，对海外的华教并不贴切。为此，一批聚集在香港的作家和教育家们，便有意编写全套由小学一年级至六年级，以及初中及高中等年级，科目包括语文、算术、珠算、常识、自然、历史、地理、公民、尺牘、英语等，适合海外华文中、小学采用的教科书。这项计划，因为规模厐大涉及资金太多，而且竞争的对手又是老牌的中华和商务，竟然没有出版社愿意承担出版。我的姐夫温平，当时任南侨报社有限公司的经理，因为和中国的文化人十分熟悉，对他们十分有信心，认为出版这样的一套教科书，对海外的华文教育，意义重大，没有事先征得我父亲的同意，就大胆地替上海书局接受了出版这套教科书的任务。最初我父亲也没有信心，后来也是在胡愈之和夏衍两位先生的多方鼓励和说服下，才最终同意，商定把现代版教科书的编委会设立在香港，并安排温平辞去南侨报社的职务，专心负责教科书出版的任务。上海书局就在这种情况下，步上了出版事业，香港也就此成为上海书局出版事业的中心。
1948年夏衍到香港为上海书局组织现代版教科书编委会，安排在香港和上海的名家任审阅和编辑。当年受聘为审阅的是著名的教育家叶圣陶，由宋云彬、孙起孟任正副主编，蒋仲仁、傅彬然、王健、秦似、廖冰等任编辑。这些都是当年中国教育界和文化界中的翘楚之选。英文科目则请在新加坡的郑慧馨、郑务诚和林耀翔（当时养正学校校长）三位先生编写。这套教科书若按当时的规划，全部完成，将从小学编起，然后编初中、高中以及幼稚园课本，除课本外还编有教学法，每个年级分上、下两册，总共不下二百余册。
出版全套六个年级的小学教科书，毕竟不像出版单本小说或一份画报那么简单，编辑工作前后共花了三年的时间。为了这套教科书，父亲不但把毕生的积蓄和书局的资金都填了下去，还靠多方借贷才能应付编辑费和印刷费。第一批现代版小学教科书在出版后，送去新加坡官方（英殖民地政府） 审批，竟然被批为不准售卖，这是我父亲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局面。据我母亲后来的反映，教科书被禁止售卖的那一段期间，父亲几乎天天都失眠，到处托人打听查问，究竟问题出在那里。若是无法解决，看来就得面对血本无归，倾家荡产的下场。后来，幸亏通过当时‘华民政务司’里孙崇瑜先生的从中了解和帮忙，才知道问题出在“我国” 这个词句上。教科书里的“我国”指的是“中国”，而英殖民地政府认为新加坡是英国的殖民地，‘我国’应该是指英国而不应该是中国。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印刷厂赶印了数万个“中” 字，再将所有教科书里有关的“我国”，逐本逐页地把贴上“中”字，让所有的“我国”都改为“中国”，然后再去送审，这才准予售卖。为了赶紧完成这项厐大的改字工程，不但全书局的职工都被动员，连家属们也都被动员起来，即使在唸小学的我也在被动员之列，大家日夜赶工，在需要改的地方贴上“中”字，这事件让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套“现代版”小学教科书，一来是以华人在海外生活的背景作为编写依据，二来毕竟是出于名家手笔，不论内容和文笔，都是一时之选。发行后反应热烈，一纸风行，不但在新、马、婆地区畅销，香港、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缅甸、老撾、柬埔寨等地区都纷纷采用。为了适应各地不同的情况，这套教科书的版权也陸续转让给各地的代理，并配合各地的需要，进而修订为马华版、泰华版、菲华版、印华版等。随着小学教科书的成功发行，书局在56/57年出版了‘现代初级中学课本’，科目有语文、算术、地理、历史、动物、植物、物理、化学、代数、生理卫生等。1958年又出版了“现代高级中学课本”，科目有语文、物理、化学、生物、代数、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中国地理、世界地理、东南亚地理、平面三角、解析几何等。
六十年代后期，一位新加坡到东非大学教书的李博士告诉我，他在非洲的学校里，还见到“现代版”的教科书，可见不知什么时候，这套教科书已登陆非洲了。一套华文教科书能销遍东南亚近十个国家和地区，这现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不知中华和商务版教科书可曾做到过。战后，各国的政治和社会情况都起了很大的变化，隨着东南亚各国民族主义的崛起，华校的生存都面对考验，更不必说共同采用同一套华文教科书了。然而，现代版教科书却很凑巧地诞生在历史蜕变的时间夹缝中，就凭这千载难逢的机缘，创造了一套华文教科书销遍东南亚近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奇迹，可说是十分幸运。最为遗憾的是，如今我们的书局里，竟然找不到一本这套难能可贵的教科书。两年前我在南大华裔馆的一次展览里，看到几本残缺不全的现代版教科书，回忆起这套教科书当年的风光景象，心理不禁湧起了许多感慨！
上海书局开了成功出版全套本地华校教科书的先例，世界书局也就成立了联营出版社，出版新、马、婆地区的教科书。另外，由一批学者和教育部官员创立的南洋书局，也不甘落后，加入了竞争的行列。连同原有的中华和商务联合修订出版的新、马版教科书，就造成了本地出版的华校教科书，在新、马、婆市场上的竞争十分激烈。1957年12月由中华和商务联合作为一个单位，世界书局和联营出版社作为一个单位，南洋书局和上海书局各自为一个单位，四方合作成立“教育供应社有限公司”，收购四家教科书的版权，集中华校小学教科书在新、马、婆地区的出版和发行工作，马华版的现代小学教科书就此结束。至于其他各地的现代版教科书，也因为政治的変迁，华校日渐式微，而逐渐被淘汰。
上海书局的华文出版中心—香港上海书局
上海书局在许多新、马读者的印象里，并不是出版社，而是以贩卖图书为主的书店，其实不然。上海书局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的规模，主要的贡献来自出版，而且是华文出版，尤其是现代版教科书，只不过它的华文编辑和出版的部门，一开始就设在香港。大量上海书局出版的书籍的版权页里，都只印香港上海书局的地址，没有新、马上海书局的出现，渐渐地许多读者就把香港上海书局和新、马上海书局，看着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机构。
香港上海书局成立于1947年，初期的业务主要是作为新、马书局采购商品的代理办事处。第二年为了出版“现代小学课本”，将编辑部设立在香港，从此香港上海书局就以出版为其业务的中心。当年主持港局的是王叔旸舅父，而负责具体操作业务的是方志勇姑丈。当时配合着现代版教科书的成功出版，港局就同时出版了“现代儿童从书”“现代少年文从”“青年文摘”等面向新、马和东南亚市场的书种。
1956年新加坡和马来亚的英殖民地政府，在反共的大前题下，突然宣布全面禁止中国大陆53家出版社所有出版物的进口。这个地毯式的禁书令，把当时市面上将近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能销会卖的华文书书种都包括在内了，新、马两地的华文书店，马上面对书源枯竭的前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香港的书业界就一方面纷纷向大陆的出版社租借纸型，改头换面快速出版，另外也应市场的需要设立编辑部，编写适合新、马市场的图书。五十年代初期，香港社会还很落后，失业和失学的现象很普遍，读书风气也很差，本地的图书销售市场很小，即使如此，这市场还让大陆书占了八成以上，因此搞出版就要靠外销，而外销的最主要市场就在新、马。当年港版书就算能成功打入新、马市场，它还要面对大陆书的竞争，因此香港当时几乎没有什么有规模的、综合性的华文出版事业可言。1956年英政府在新、马对大陆版图书，作地毯式的禁令，所造成的真空，就为香港华文出版界提供了难得的市场和发展空间，让香港的业者，开始插足于国际华文图书出版事业，并获得站稳脚跟的机会。其后中国大陆十年文化革命的期间，因为出版物充满着革命的口号和宣传，绝大部分出版物在海外都被各国政府禁止入口，少数侥幸过关的也不获读者的欢迎，因此又一次把东南亚地区的华文图书市场，让出给港台的华文出版商。抓住这两次大陆版图书，退出海外市场的难得的机会，终于让香港华文图书出版业者，发展到足以鼎立于当今世界华文图书出版市场的规模。
香港上海书局当然也没有错过这难得的良机，挟着现代版教科书成功出版和发行的优势，全面扩展出版业务。除了以自身的字号出书之外，还通过投资入股的方式，设立和参与了许多所谓的卫星出版社。据我记忆所知，大约有下列的这些出版社： 1)天地图书公司 2)大光出版社有限公司 3)利通图书有限公司 4)中流出版社 5)基本出版社 6)宏业出版社 7)文苑出版社 8)益群出版社 9)大中书店 10)日新书店 11)文艺世纪社 等等。由於卫星出版社多，不但出版物的门类杂，而且书种也繁多。其中包括了创作小说、翻译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文学研究、历史、地理、传记、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医药卫生、地图集、哲学、少儿读物等等。这些大量出版的图书中，固然有不少是当地作者根据市场需求而编写的，但更多的却是租用大陆版的纸型，作简单的改头换面再印刷出版的。最为遗憾的是，后来经过几番人事变动，再加上环境和社会的变迁，这些出版社如今继续保留下来的已不多，即使留下来的，也已经与上海书局脱离关系了。至于香港上海书局自身，更是从华文图书出版的圈子里逐渐淡出。这当中的经历和过程，可说是千头万绪，一言难尽。曾有人评论说，以香港上海书局当年旗下那么厐大的出版队伍和网络，再加上已有一、两万种的出版物曾在市场上销售的经验作为基础，若能全盘规划，制订长期的目标，配合情势的变化，作出正确的取舍与稳妥的经营，今天要在香港的华文图书出版业里，继续占有一席之地，应该不是办不到的事。
虽然如此，香港上海书局过去的努力，还是对香港的华文出版，作出一定的贡献。在人才的培育方面，如今在香港出版界大家都熟悉的像李怡（前九十年代杂志主编），陈松龄（广角镜杂志主编），欧阳乃沾、魏冲等等都是当年港局编辑部里培训出来较有名气的人才。就出版物来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香港上海书局出版的“格罗珊”（阮朗著）和“思前想后”（俞远著）以及大光出版社出版的“你就是天才”（尚京著）和李怡编写的哲学入门从书等。在六、七十年代，这些图书都是新、马华校中学生的热门读物，对新、马华校生的成长和人生观，起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其中“思前想后” 更是当年新、马进步学生的必读教材。这是一本通过真挚的故事情节，教导年轻人树立正确人生观的爱情小说，由于情节动人，绝无八股式的说教，因此十分受欢迎。此书总共再版近三十次，从初版起先后卖了近二十年才滞销，据说是港局所有创作小说中销路最多，寿命最长的出版物。
1970年父亲受邀登上天安门，观看中国国庆庆典，对此他非常兴奋。70年正好是中国文化大革命达到高潮的年代，受到中国的影响，他和王叔旸都坚认当资本家是可耻的。他返回到香港后，就和王叔旸决心要解决新、马和香港上海书局继承人的问题。父亲和舅舅加上方志勇、黄国祥电召我和王子豪到香港，在六国饭店研究可行的方案。当时王叔旸的子女都在中国，都不愿意接受股份担当资本家的罪名。於是，就由我、蒙婉、蒙鹤、蒙星、王子豪、王弘人、梁桂婵等七位，成立七人信托小组，托管陈岳书和王叔旸在新、马和香港名下的股份，承受有关的股权。1976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王叔旸的子女陆续出来香港，舅母便提出要让王叔旸的子女，继承他们父亲的资产。经过几年的商讨，为了今后工作上的便利，更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1980年我提出了将香港的股份作为一个整体，另将新、马的股权作为另一个整体，王家的子女可以任选其一，以避免双方继续交义拥有股权，让今后引起更多的争执。当年，不论按资产的价值或其他的因素来考虑，香港的优势都远远超过新、马的上海书局，因此王家子女便顺理成章地选择了港局。香港上海书局由1980年起，才真正与新、马的上海书局，除了还拥有共同的店名外，彼此间不再保持什么财务或业务上的联系了。经过这一变动，再加上蒙婉和王子豪的先后逝世，王弘人与梁桂婵的退休，七人信托小组也在1995年正式结束。
从香港上海书局的发展历史来看，它的出版业务，打从它开始出书以来，就是以新、马作为主要市场，出版物中近九成靠新、马上海书局销售。在香港和新、马倘未分家以前的上海书局，它的业务虽有出版和销售两大部份，但是整体业务还是以出版为主，只不过上海书局，将它的华文编辑和出版部设在香港，出版物的市场和销售重心仍旧以新、马为主，这样才是比较完整和符合事实的说法。
新、马上海书局的出版
尽管如此，新、马上海书局并没有放弃在当地搞出版，只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新、马两地的上海书局，就被有意无意的分配到，只负责出版其他语文方面的书籍及少数本地有特别需求的华文书等。
马来文出版五十年代中期，新、马反殖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加强认识和团结马来同胞是当时形势对华社提出的政治要求，因此，学习马来文是华社里有识之士的共同呼吁。配合着形势的需要，1957年起新、马上海书局，就投入到出版各种学习马来文和介绍马来文学译著等方面的读物的工作。其中最受赞颂的是1958年林煥文编写的《简明马华辞典》，其后由陈蒙鹤、赖群进、吴高德和曾松华等四人合编的一千七百多页的《华马大辞典》更是傲视华马辞典市场多年。1961年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的自冶政府里当选上台执政，那时行动党的口号是通过加入马来西亚联邦，达到独立的目的，因此马来语被定为国语，公务员的升级，国语考试成绩是审核的条件之一，因而在全岛掀起学习马来语的热潮。《国语月刊》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1961年9月创刊。《国语月刊》是当时市面上唯一以华语为媒介语，内容包括马来语法、词义分析、会话、文选等综合性的月刊，是华社学习马来文不容勿略的出版物。到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成为独立的共和国，政策改为积极提倡英文，学习马来文的热潮便逐日下降，《国语月刊》亦无可避免地宣告停刊。 马来文的出版物虽然在新加坡的市场日渐消失，我局仍在马来西亚保留出版数种适应当地需求的马来文工具书。
英文出版 1962年马来西亚教育部颁布了新的科学学科课文纲要，内容的重点除了突出对本地动、植物知识的介绍，更强调通过动手实验和实地观察的方式，传授科学知识。当年在新、马销售的英文科学课本，都是英国或澳洲过时的英文课本，内容不但呆板和说教，所介绍的动、植物，多数都是本地学童所不曾见过的外国动、植物。当时上海书局的副经理包思井先生，胆识过人，提出了我们应该抓紧时机，利用市场上的真空，争取在其他出版社还来不及出书之前，赶在1963年出版英文科学课本，供马来西亚的英校采用。这真是匪夷所思的建议，首先，上海书局传统上不经营英文图书，包括不售卖英文课本，竟然要出版英文课本！尤其是要赶在短短的几个月内，编写印刷出书。其次，我局也没有现成的英校联系或销售网络，发行和销售也是一个大问题。我当时年轻胆大，又是南洋大学的理科毕业生，不信英文科学课本只能由洋人编写，于是请了一位英国妇女替我修饰语文，就承担起编写的工作。为了赶编英文科学教科书，我每天清晨七点就到编辑部，夜晚非十一点以后不收工。我们邀请本地画家洪志腾为教科书的内容画插图，设计版面，另请郑国伟设计和绘画课本的封面。他们两位的绘画不但十分细腻专业，而且生动出色，令得这套英文科学在同类的课本里，脱颖而出，绝不逊色于任何外国的版本。
出于时间的匆促，完整的课本未能赶在11月中之前完成印刷和出版成书，可是校方却必须在12月中以前就决定明年所要选用的课本，因此推销的工作，最迟在11月份内就必须开始。不得已之下，只能赶印封面和其中几页，描绘本地本地孩童都十分熟悉的热带“打架鱼”，产卵过程的彩色内容的样张，供推销介绍之用。可是上海书局在英校圈里是全然陌生的机构，加上没有印刷完整的课本供校方参考，如何说服校方采用这课本，就成为最棘手的难题。然而，另一方面编写和绘图都已完成，印务馆的分色、制版和印刷等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一切已是骑虎难下的局面。不得已之下，我只好亲自出马，带了印就的样张，亲自逐间英校去拜访，向老师和校长们介绍与说明我局出版的英文科学教科书的特点，并解答各种可能提出的质疑。算算在仅剩的不足四周内，要走遍半岛全马的英校是不可能的。在研究了当年马来西亚教育部所公布的各州，各种源流学生统计表后，发现英校生的人数和密度，最多的是在梹城，愈南下愈少，因此决定集中力量向雪兰莪、森美兰、吡叻、梹城、威省、吉打等州的英校推销。
梹威和吉打州地处北马，离吉隆坡较远，照顾不到。因此请梹城兼营英文图书的同行“儿童世界有限公司”作为北马总代理，并由该司的沈先生陪同我，到梹城、威省和吉打州内，逐间拜访所有稍具规模的英校，每日平均拜访六、七间英校，奔走近百公里。可能这是第一套具有浓厚当地内容色彩，编写生动有趣的本地版英文科学教科书，因此普遍的反应都很好，纷纷表示考虑探用。雪兰莪、森美兰和吡叻等州则因为吉隆坡上海书局照顾得到，就由吉局陈民光副经理陪同我去拜访英校，反应也颇理想。其他来不及亲自上门去推销的英校，就只能通过邮寄，寄去彩色封面和内页样张，作推销介绍。经过这一番努力，上海书局出版的英文科学课本，1963年的反应和销量，超出原来预料，还得再版加印才能应付。一年后，就有淡米尔文和马來文的出版商来洽购这套课本的版权，出版了淡米尔文及马來文版的科学教科书。我局就是在这看似不可能的情况下，涉足英文教科书的出版。1967年蒙鹤从英国回来，参加了书局的工作，在她的主持下，出版了一本由她编写，供新加坡英文中学採用的英文历史课本，及全套英文幼稚园读本。在英文出版方面，不论编辑人才或发行网络，上海书局都不具备条件，出版英文课本只能钻空档偶尔为之，所以风光没有几年，也就自然淡出。说到底，上海书局毕竟不是英文书店！
华文出版 华文出版方面，份量较多的是一些幼稚园课本和课外补充读物。唯一值得提，具有一些分量的是1979年出版的“马华文学60年集”。这是李今再和方修两位先生商定，以马华文学初创的1919年到预备出书的1979年为期，选取这60年期间的马华文学作品，以作家为单位，每位作家选一个集子出版，先选作品较难找到的作家的作品出书，其中就包括了《胡愈之散文集》。但是从1979年文集陆续出版后，销路都不理想， 直到1980年只勉强出版了十种，就停止了。七十年代初，中国文化革命达到高潮时，所有中国的出版物，都充满了革命的口号和宣传，词典也不例外，这就搞到没有一本大陆版词典能被批准在新、马销售。为了解决新、马市场的需求，在有关方面的授意下，我局就参考国内的词典，作消除革命语句的删改，并增添一些海外常用，且有共识的词语，在七十年代末出版了《现代华语词典》。出版以来反应良好，多次再版，累积印量超过十万册。2003年再次修订，这次的修订规模较大，除删除一些本地区不常用的词汇和增补许多新词汇外，更进一步加强和充实本地常用词汇的内容。出版后在新、马的反应都不错，在马来西亚更是各地华文独立中学的首选。我们欢迎读者对这本词典提出修订和改善的意见，供下一轮修订时作参考，希望这本词典，能逐渐发展成一本具有海外华语特色的词典。
印尼的上海书局
印尼上海书局的分局，最早成立于1928年秋，于爪哇岛泗水埠（SURABAYA）的琴底安街，而不是在首都雅加达。可是遇上1929/30年全球性的经済不景气，泗水分局也不得不在1932年结束营业。直至1933年11月3日，父亲才和陈问樵、张祖砚三人合股，成立吧城上海书局THE SHANGHAI BOOK CO. BATAVIA于传统的唐人街–班芝兰街（见合同）(由于当时印尼还是荷兰的殖民地，首都取名为吧城（BATAVIA）独立后才改名为雅加达)。创办时的资本为各出荷兰盾二千五百盾，共计七千五百盾。合约内指定陈问樵任经理，张祖砚任协理，陈岳书负责介绍账房（财务），其余人员由经理聘用。上述合约除华文版外，还有在律师处的荷兰文版本。
1956年我代表南洋大学，出席在万隆举行的‘亜非学生会议’，路经雅加达，曾抽空到班芝兰街，参观雅加达上海书局。当时书店里华文书品种的丰富，远远超过新、马的任何一家华文书店，令我羡慕不已。当时万万没有想到美景不常，1965年，印尼发生政变，苏哈多政府上台后，竟然全面禁止售卖华文书藉，椰城上海书局的命运就一落千丈，从此无法翻身。1966年以后的椰城上海书局，在没有售卖华文书籍的情况下，靠贩卖一些文教用品，勉强支挣。每年的亏损，靠新加坡的汇款补贴才坚持下来。1971年年底，我和新局的经理王子豪表兄，到雅加达作实地调查了解情况，很意外地在椰城机场，见到了失去联系多年的老同学王鹤群，并通过他认识了年青有为的陈庆阳。陈君曾在马来西亚梹城的华校念书，是一位很有才气的青年华文作家（1985年香港上海书局出版了陈君近五百页的《茉莉公主》长篇诗集，其中“苿莉公主”的长诗，曾于1963年荣获新加坡南洋大学文学创作比赛特优奖，被誉为划时代的杰作，马华文学史上的一部钜著）。陈、王两位在了解我们的来意后，表示愿意携手参与椰城上海书局的业务。这给我们多年来设法改组椰局，扭转长期亏损的想法，带来很大的鼓舞。
当时陈问樵先生因年老多病，已经离开印尼到中国养老，只留下张祖砚老先生，陈石平经理和几位年轻的同事，在支撑店务。见到我们，张老先生和陈经理都表示要退休。经过一番谈商，我们安排了将张老的股份转让给陈庆阳，另外由新方收购陈问樵先生的股权，并支付陈石平经理的退休金。这一切手续，在1972年2月份完成。由于陈、王两人都没有经营书局或文教用品的经验，再加上印尼复杂的商业环境，接管后的业务开展也不顺利。于是，我们又动员原香港上海书局已退休的黄国祥经理，希望他能长驻雅加达一或两年，协助陈庆阳和王鹤群整顿业务。经过近一年的安排，黄国祥先生终于顺利入住椰局，经过一段时间的熟悉和了解当地的情况后，对店面作了简单必要的装修，又对商品作适当的调整，业务也出现好转的趋向。就在我们庆幸椰城上海书局将要再次获得新的生机时，却发生了因王鹤群君拟赴美深造的护照出现问题，被印尼政治部逮捕，椰城上海书局也因此受到牵连，被监视调查。当时印尼的政治气氛悪劣，华人的人权和自由全无保障，动辄就受到勒索和扣留，黄国祥先生作为外来的华人，他的人身安全也就更没有保障了。在这种局面下，为了保护黄国祥先生，我们便紧急安排黄先生返回香港，留下陈庆阳君应付可能发生的事故。
经过这一连串的变故，陈庆阳君也意兴阑珊，不久后按原先的约定，提出退股的要求。在收购了陈君的股份后，我们就面对着外地无法派人去主持，而当地又找不到合适的合作伙伴的困境，椰城上海书局就在这种群龙无首的状态下，勉强拖延了一段时间。1977年年底，椰局隔邻经营文具的开明书局的沈国华先生，由于业务扩充的需要，提出收购椰城上海书局的建议。我们很清楚这种情况下的转让，不但经济上会吃亏，椰城上海书局的业务也就从此结束了。不过，迫于形势只好硬着头皮接受下来。吊诡的是，上海书局虽然不存在了，TOKO BUKU SHANGHAI的名字却始终保留着。因为该店址当年是以（TOKO BUKU SHANGHAI）“上海书局”的名称註册承顶下来的，几经转手，如今已是药店，而TOKO BUKU SHANGHAI 的招牌仍旧不能更换。去年我和马吉林、刘桓伟二位，去雅加达参观书展时，还特意到班芝兰旧址凭吊一番。
新、马上海书局的店址和华文书业
在吉隆坡有一个特出的现象，那就是华文书店都集中在苏丹街一带，似乎是离开这地区就很难生存和发展了。吉隆坡上海书局创立于1926年，设于苏丹街中华第一商店内。1935年第一次扩大业务，迁至苏丹街31号。战后1957年才迁入现今的店址63号C苏丹街，直到如今。在近八十年内的几次搬迁，都离不开苏丹街，看似巧合，其实不然。上海书局也曾经在吉隆坡另一个华人集中的“半山芭”，设立分店，尽管那里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其他各种行业都生意逢勃，而书店却是冷冷清清，一直赔钱，最终以关门收场。吉隆坡的商务印书馆，早期也设立在苏丹街附近，后来因为租约期满，搬到一个更热闹的街道，店面较原先的更大，装修布置更明亮，大家起初都看好，结果没有几年，在不断赔钱的情况下，还是选择搬回苏丹街一端的“人镜慈善白话剧社”楼下的一个角落。如今，就连多间专卖华文翻版图书和以特价为号召的华文书店，都要想方设法在苏丹街占一席之地。其实，对吉隆坡的社会和历史有认识的人都知道，苏丹街的隔邻就是俗称唐人街的“茨厂街”，在它的附近，有将近百年历史的“陈氏书院”和历史悠久的华校“尊孔中学”，更有华社组织的最高领导 “中华大会堂”。因此，这里不但是历来吉隆坡华人活动的中心，更是传统中华文化的大本营，上海书局始终不离开苏丹街，抢占这先天的地利，看来不失是明智之举。我们或许可以说是形势造英雄，这地段的水土人情，养活了华文书店。
新加坡上海书局有超过42年的岁月，是在349号桥北路渡过。1925年上海书局虽创办于水仙门大葛街13号中华商店楼上，自1929年起为了扩大营业，就迁至349号桥北路(俗称小坡大马路)。在那里因为业务发展得颇为顺利，1941年10月31日便向陆运涛产业管理处，以月租$110元的租金，租用隔邻的351号店屋，准备作为扩大业务之用（见租用合约）。在花了$3500元的装修费后，在同年12月开始把货物搬进去淮备营业，却没有料到隔年1月21日，日军轰炸新加坡，该店被炸弹击中受毁，损失了另外约$2500元的货物。随后日军占领了新加坡，先父和家人为了逃避日军的逮捕，隨同大批文化人，乘小船到印尼苏门答腊的石叻班让避难，日军军管部就将351号店屋转租给了一间咖啡店。战后新加坡光复后，于1946年4月上海书局曾通过律师 Mr. T.W. Wong，出示1941年与陆运涛机构签署的合同和租金的收据，向陆运涛机构争取索回该店的租赁权，该机构却以已改租给“月兰亭”咖啡店，而拒绝了我局的要求，这是我局拟在原址扩大业务计划的第一次挫折。
战后上海书局租用了与349号桥北路，店尾相邻的启信街1号与2号店屋，并向市议厅申请，获淮给予打通相连。到60年代初期，陆运涛机构陆续卖出桥北路的产业，上海书局除买下自用的三间店屋之外，也将左右相邻的桥北路347号和351号的店屋一并买下，打算把这前后左右相邻的五间店屋，改造成一间大厦。限于当时的房租保护法令，屋主只能和原租户协商搬迁的条件，不能迫迁。经过多年艰苦的谈商，终于在60年代末，付出可观的赔偿金后，获得347号和351号租户同意搬迁的协议。我局随即聘请绘测师设计改建方案，向政府申请折除旧址重建并获得当局批准。1971年就在一切准备就绪即将重建时，却为了父亲和舅舅王叔旸先生的先后去世，为了应付数目可观的遗产税（当年父亲和舅舅都不想让子女背负资本家的罪名，而把绝大部分的资产和资金留在他们个人的名下），不得不把在349号桥北路原址和扩建计划，连同已获政府批准的改建方案，一并转卖，将所得资金用来支付遗产税和应付购买81号维多利亜街的店屋。这个远在1941年就计划在原址扩充业务的设想，应了一句老话“人算不如天算”，几经周折最终还是落空！如今坐落在奧迪安大厦和百胜楼之间，在桥北路与启信街交界处，显得相对矮小的九层楼郭国兴大厦，就是原先设计中上海书局大厦的原貌。
战后新加坡的华文书店，从五十年代后期起，就逐渐集中到由勿拉士峇沙路到密驼路之间，当中夹着启信街的小坡大马路这一段。当年由勿拉士峇沙路到启信街之间，有上海书局、商务印书馆和友联书局。由启信街到密驼路之间有学生书店、中学生书店、青年书局和大众书局（如今的百胜楼就是建在大众、青年和学生书店等原址之上）。其实这里还有中央书店、黑猫书店和星华文具社等以供应文教用品为主，并不卖书的书店。不过，审视一下周围的环境，除了有几间学校和一些华族同乡会之外（大坡牛车水一带，也有不少同乡会，也有像养正等学校），我们看不出它有什么超越其他地区的独特环境因素，可以养育华文书店。或许，这是因为早在1929年和1936年就创立在这里的上海和大众这两家华文书店，都很成功，才是吸引战后的华文书店都集中到这里的考量。难道就可因此作出英雄造形势的结论吗？
上海书局卖出桥北路的老店后，1972年搬迁到81号维多利亜街继续经营，因为这里离开原先的老店只有约五分钟的步行距离，仍旧留在小坡华文书店区内。八十年代初，政府征购了维多利亜街一带的店屋，上海书局也在被收购之列，由於最初的赔偿金额远远低於市场价格，我们就聘请律师打官司争取获得市场价格的赔款。经过几年的纠缠，限于政府的土地征购法令，双方最终以庭外折中解决收场，所获得的赔偿虽然略有增加，但是仍旧远低於市价，不足以另外置购同等的店屋。另一方面新加坡的教育体制，经过多年的变革，到1980年，新加坡的学校只剩下单一的英文源流，华文已沦为单科语文，整体华文书业一落千丈，上海书局也无法倖免，所幸吉隆坡上海书局的业务还能保持，新局只能靠吉隆坡的支援，勉强地苦苦维持。到1990年6月，有关当局不肯再接受我方展缓搬迁的要求，派人强行将81号书店的大门折除，逼使我们不得不急急忙忙搬到百胜楼的楼下01-59及二楼的02-73。就面积来说，原维多利亜街三层楼的可用总面积约12000平方呎，而百胜楼的店面，每间只有约600平方呎，只有81号老店的二十分之一，更由於楼上的02-73与楼下的01-59并不对正，不能建楼梯相通，两间各自独立的店面就显得非常小。於是，我局只能淘汰掉文教用品及许多的书种，集中摆卖一些认为必不可缺的书种，另外把经理部、会计部、编辑部等部门，都移到库房去。据说当年有人看到上海书局萎缩到这么狼狈的境界，就估计大概剩下的日子不多了。面对这样的场面，老实说我们几位主要的负责人，心里也难免感到气餒。幸好那年恰巧是本局创办的65周年，为了在年底出版纪念特刊，收到了黄祖耀、王邦文、王赓武、张楚琨、丁波、汪金丁、刘蕙霞等多位先辈惠赐语多奖励的贺词，他们的鼓励令我们精神为之一振，再次抛开烦恼，为华文文化在新、马传播的重任继续努力。
为了业务的需求，我局在支付了不少的承顶费下，又陆续承顶了在百胜楼的01-57、01-73、03-45等单位，并折除了隔邻的墙，又建楼梯将楼下与二楼的店面相连。经过这一连串的努力，总算是把营业的面积，恢复到往年的三成左右，也把行政部门搬回百胜楼。就在我们全力设法恢复和扩大营业面积的时候，政府却认为我们这些老租户，继续付当年承顶时订定的租金(尽管这租金也是按当时的市场价格经过调整订定的)，而没有按当前市场不断上涨的租金价格支付是不公平的。为了赶上市场价格，政府的租约，就按每年百分之十的增幅加租，不必多久租金就倍增。当政府征购我们的书店时，可以不按市场价格，以远低于市场价格征购，而我们租用政府的店屋时，因为市场的租金提升了，却不能继续享受当年市场价格的租金，非得提升到后来上涨的市场价格不可，这双重标准的办法，是难以理解的。
加租是否合理是一回事，我们还是相信华文书店必须留在小坡的传统，选择继续在百胜楼经营。因为在印象中，商务印书馆曾经到武吉知马的一个购物中心，办门市分店，耐不了几年就结束了。原本在武吉知马的长河书局，也搬到百胜楼对面的桥北路。商务在桥北路的门市，在政府拆迁旧店后，成功从政府手中标到81号维多利亜街（上海书局的原址），在那里经营到2001年年底，再次面对拆迁，而搬到裕廊。但是商务并没有完全放弃桥北路，它仍然在长河书局的隔邻，开了一间规模稍小的门市。如今商务在裕廊、大众在牛车水办起以售卖华文书为主的书店，但愿他们成功，打破华文书店只能开在小坡的传统，扩大华文书店经营的地盘。
后记
打从1990年上海书局出版六十五周年纪念刊起，我就被指定每次都要在纪念刊里写文章。这是没有命题的作文，是一项难题，几经思考无从下笔。月前书局搬仓库，将保险箱里一些旧文件和资料交给我整理，在翻阅这些资料时，联想起当年的许多人与事，觉得其中有一些事件，在书局八十年的历史中，是具有比较特殊意义的，将这部份整理写出来，对於长期关心上海书局的人士，对於研究海外及新、马华文书业发展的人士，或有参考的价值。
陈蒙志于2005年6月
（文章来源：http://wlr-36.i.sohu.com/blog/view/10660933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