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九世纪（1819-1900）：旧式书院、学堂、书塾为主，教授文言体的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及《幼学琼林》、《声律启蒙》等传统启蒙读物。教学语言多为方言。
• 二十世纪初至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00-1945：1904年满清政府开展维新变法，救亡图存，创办新式学堂，受此影响，新马地区的新式学堂及学校也蓬勃发展，增设历史、政治、时务及西学。而随着中国新文化运动之滥觞，其冲击力亦波及至东南亚，促使新式学校纷纷增设地理、商科等现代课程，教材亦由文言文转变为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教学语言也改为普通话。
• 二战后至新加坡独立前(1945-1965): 从“中国化”到“马来亚化”的转变。在“方吴报告书”的影响下，政府修改课程标准，改编华校教科书内容，降低描述中国的比重，增添有关本地域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的介绍，培养学生对居留地的热爱。
• 新加坡独立后（1965-）：从“马来亚化”到“新加坡化”。通过修改教材内容，加深学生对本国的认识和热爱，培养学生效忠本国的爱国精神。

                                                                                                             陈蒙志

为什么取名上海书局？

        一个人们经常提起的问题是“上海书局”是不是最初在上海创办的？若不是，那它创立在新加坡，为什么取名为“上海书局”？这也曾经是我觉得好奇的问题，也曾就此问过父亲。他并没有给我一个非常完整的答案，只是约略笼统地把创立的经过说了一些，以下就是他所说的。

　　 先父陈岳书年轻的时侯，是上海“三友实业社”的职员。这是一家由三位爱国人士，抱着以‘提倡中国货，对抗洋货和日货，通过办实业救国’为宗旨的营业机构。“三友实业社”不但自身办厂生产制造中国货，也积极推销他人生产的中国货。为扩大中国货销售的范围，先父便受命带着中国货的样品，南下到暹罗（现今的泰国）、经马来半岛、新加坡，最后到印度尼西亚的棉兰等地，接收订单，推销介绍中国货。

　　当年每次出差是由上海先乘船到暹罗，然后经陆路南下新、马各地，才由梹城渡过马六甲海峡到棉兰，再由原路回上海（听老一辈说，这条路线叫作下荷兰，因为当年印尼是荷兰的殖民地，另外有一条到菲律宾推销的路线则称为下呂宋）。每趟来回总得花上三几个月。当年海外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只卖本版图书，不卖外版书籍，其他南洋一带的华文书店，不仅很少，规模也很小，而且贩卖的书籍也以文言文的线装书为主。 Continue reading 与上海书局有关的点点滴滴(转载） →